文献
面向“不确定性”：青少年学校教育理念的当代转向
邓晓翔;文军;青少年学校教育理念长期对“不确定性”的排除引发了教育异化的现象：教育价值演化为以控制与支配为目的，教育评价简化为内容空洞的能力评价模型，学科退化为教育资源累加的“堆场”，师生关系也因倦怠而陷入消极沉默。为了应对这一挑战，青少年学校教育应倡导以“世界关系为本”的教育理念，以“生活意义”为核心的教育价值，构建“形成式吸收”的教育方法体系，帮助青少年培养批判性思维、适应能力和创新精神，从而更好地应对人工智能时代及未来社会的挑战。
生活即生产：带货妈妈母职身份的时空重构与主体建构
华怡佼;张广利;在数字平台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带货妈妈作为同时承担母职责任与平台劳动任务的主体，日益成为数字劳动的重要参与者。基于对上海地区16位带货妈妈的深度访谈资料，本文提出“生活即生产”的分析视角，聚焦母职身份在平台劳动中的生成路径，分析家庭生活如何在时间节奏、空间结构与主体建构三个维度被平台机制重组并嵌入生产体系。研究发现，平台通过算法机制重新调度了家庭时间，将带货妈妈私人化的家庭空间转化为公开的内容生产场景，并推动其母职身份向可运营的市场角色演变。本文以此探讨数字平台如何重塑母职身份的时空基础与实践逻辑，揭示家庭日常生活与平台经济之间的新型互动关系，回应数字经济背景下母职劳动的价值转化路径。
“培养什么人”：高校校长开学典礼致辞中的青年画像——基于39所“双一流”高校的扎根理论研究
曹鹏;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培养什么人”的命题直接关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通过分析39所“双一流”建设高校2025年开学典礼校长致辞的文本，剖析字里行间的深刻内涵和核心价值，解读官方典礼话语建构的青年画像。研究采用扎根理论，通过开放性编码、主轴编码、选择式编码及饱和度检验等，深入挖掘校长致辞中的文本信息。“培养什么人”的命题在仪式话语中具象化为五大特质的理想青年形象，即家国情怀深厚、精神动能强劲、本领素质过硬、品德修为高尚、人格基底坚实。该画像是国家育人方针的符号化呈现，为解读新时代“培养什么人”的命题提供了权威话语注脚。
退守内心（下）：“做自己”的复杂性与主体性的多种可能
阎云翔;康岚;文章从学理与现实两个层面探讨了“做自己”这一流行话语。理论上厘清了“主体性”与“自我性”作为分析工具的价值中立性，并通过梳理西方古典个体主义的核心原则，对比了中国的关系性自我观。现实中回顾了个体主义在中国本土化的四个阶段：五四时期的“超人式自我”、革命年代的“奉献式自我”、改革时期的“拼搏式自我”及Z世代的“疗愈式自我”。这些版本均是对西方个体主义的选择性吸收与改造，始终深嵌于中国情境。文章指出，在中国缺乏支撑自主式自我的社会机制的现实下，做自己易陷入结构性困境。出路在于突破对做自己的偏狭理解，接纳多元的自我形态，使做自己成为一种多元且具有良性社会嵌入性的自主选择。
媒介化时代的青年关系转向：高校“陌生人现象”的生成逻辑与社会影响
文红玉;郝海光;在技术加速与社会结构转型的双重作用下，“陌生人现象”在高校青年群体中日益凸显，具体表现为教学场域中的交往冷却与功能性出席、校园生活中的关系空转与资本弱化及师生关系的仪式化转向与交往距离感。从成因上看，高校“陌生人现象”由现代转型、媒介迁移与社会加速的耦合作用所致，源于空间“附近”的塌缩与虚拟“附近”的重构，体现出青年在媒介化时代中社会关系结构的重组。从影响来看，高校“陌生人现象”虽导致青年社会情感疏离与公共性的弱化，但也促进了其社会公平意识与契约逻辑的生成。随着数字空间扩张，高校“陌生人现象”持续演化，在此过程中青年也以主体性姿态重构交往规则与社会意义，为“陌生”赋予新的社会意涵。
退守内心（上）:Z世代的内在性转向与“情感革命”
阎云翔;康岚;文章探讨了中国Z世代的“内在性转向”现象，即年轻一代将意义建构的核心从外部社会角色与成功叙事，转向内在情绪感受与心理自洽。文章指出，这一转向源于传统家庭脚本的压力、成功路径的收窄及数字平台的催化，表现为以“疏离主体性”应对外部要求，并致力于构建以情绪疗愈为核心的“疗愈式自我”。Z世代通过设立边界、疏离传统锚点、在数字社群中寻求共鸣，试图在不确定的环境中安放自我，但也面临意义锚点悬置的深层困境。文章通过与之前世代的对比，揭示了这一转向的成因、特征及其所预示的文化与伦理变迁。
成为按摩师：盲人青年的身体实践与职业塑造
肖佳怡;伴随“身体转向”的思潮，残障者的身体经验日益成为理解其主体性的关键。文章聚焦盲人青年的职业发展，从身体感知、身体媒介及身体管理三个维度展开分析。研究发现，盲人从事按摩不仅是社会建构的标签，更是其通过身体主动参与职业实践的结果。具体而言，残损的身体限制了盲人青年对世界的把握，使其职业选择集中于按摩等领域；同时，身体又是他们习得与内化按摩技术的重要媒介；更进一步，盲人青年借助身体管理来表达对职业的理解，积极塑造自身的职业身份。残障者的身体不仅是社会建构的客体，更是具有创造性的能动主体，能够驱动残障者在职业实践中实现自我成长并获取社会价值。
农村青年后备干部培养的制度困境及反思：多重制度逻辑的视角——以J省Z镇为例
马亭亭;青年后备干部培养制度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人才与组织基础，是确保乡村稳定与治理有效的重要保障。已有研究从制度结构、乡村场域、个体需求等维度探讨了农村青年后备干部培养的困境，但多停留于静态分析，未能系统呈现中央、地方、村庄与个体等多元主体在制度执行中的互动过程，对困境的生成机制亦缺乏深层、系统的解释。文章基于J省Z镇的案例分析，从多重制度逻辑视角出发，系统考察了农村青年后备干部的制度设计、制度调试和制度运行过程。研究发现，农村后备干部的培养过程存在多重制度逻辑的结构性张力：中央的政治逻辑、地方的政治—科层双重逻辑、村级组织的半科层制逻辑、村民的关系认同逻辑，以及青年后备干部的个体发展需求逻辑。这些逻辑相互博弈，最终导致了农村后备干部培养制度陷入能力与岗位不匹配、晋升空间小、发展预期差等困境。
Z世代的生活选择与家庭祛魅（上）
阎云翔;康岚;文章基于对中国Z世代婚育与家庭观念的考察，提出了中国家庭正经历一场深刻的祛魅转型。这一过程的核心在于，家庭正从一种不容置疑的人生目的转变为可供个体选择的实现目标的手段。通过分析原生家庭话语、恐婚恐育话语、“恋爱脑”批判、反PUA话语与行动、“断亲”及“全职儿女”现象这六条相互关联的路径，文章揭示了Z世代如何通过强调情感主权、个人选择与生活意义，系统性地挑战传统家庭制度的道德必然性。这一祛魅并非简单的拒绝，而是一套以自主、互惠和边界意识为核心的新社会伦理的生成过程。尽管存在性别、阶层和地域差异，但这一代际顿悟已形成广泛的文化影响力，重塑着中国的家庭与社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