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聚焦高出生性别比农村地区低额彩礼这一有张力的社会现象,通过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的方法,探究其形成机制。研究发现,网络家庭再生产是其核心机制,通过持续性代际支持与代内互助实现经济与情感联结,维持家庭结构的延续。在家庭性别分工视角下,男性外娶、女性近嫁的婚嫁模式缓解了本地婚姻挤压状况,减少了彩礼竞争;在女方婚嫁考量视角下,女方父母倾向以象征性彩礼为女儿换取人情认可与道德声誉,助其快速融入并再生产夫家网络家庭。女儿在自由恋爱中亦主动认同该逻辑。当地宗族文化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再生产过程。低额彩礼实践促进了新婚妇女的家庭融入与关系建设,增强了网络家庭的经济支持与社会互助功能,为治理高额彩礼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地方经验。
<正>中国青年研究在四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起步高涨、20世纪90年代的回落沉寂、21世纪以来的逐步复苏以及最近十年研究热潮的不断高涨,从专业化水平较低、研究议题局限、学科视角单一、研究方法简单的青年工作探讨与青年问题分析,逐步发展为学科视角多元、研究主题广泛、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研究方法日益严谨的社会科学分支研究领域。其间,青年研究科研队伍构成的转变,使青年研究在不同阶段的学科布局呈现不同特色。在高校、社科院和共青团三部门科研力量合作共进的努力下,中国青年研究整体上呈现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发展格局,研究议题日益多元而新颖,研究方法多样而严谨。回顾中国青年研究的发展历程,反思其发展路径的历史情境,审视当前青年研究的热潮,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青年研究的中国特色和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探索。
文章基于生态系统理论,通过对多名就读西北高校的中东部生源学生进行深度访谈发现,逆向求学者面临三类核心挑战:地理区位引发的身体适应困境、院校声誉诱发的心理分流体验、城市资源匮乏导致的社会化期望落空。然而,学生并非被动承受结构性限制,而是通过积极策略实现情境适应,具体包括:认知重构,将地域劣势转化为成长契机,重新定义“见世面”与成功标准;深度卷入,通过深度参与课堂与课外实践,将注意力转向可控的自我提升;政策套利,利用西北高校在录取分数、保研比例和对口支援等方面的制度优势,实现学历资本跃迁。研究进一步揭示,院校声誉和社会化期望等因素在逆向求学这一独特语境下形成了弹性解释特征,以及学生存在“嵌入性脱嵌”的教育认同困境。“逆向地域求学”视角不仅揭示了学生在地理边缘与制度缝隙中展现的能动性与实践智慧,也为优化区域教育政策、提升学生成长支持体系提供了实证依据。
<正>人类或许正站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奇点之前。这一次,按下快进键的不再是自然选择,而是人类自己创造的人工智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正以“人间一年,AI一日”的速度将我们所在的时代推向后知识社会。所谓后知识社会(Post-knowledge Society)乃指这样一种社会形态:知识不再是稀缺资源,而是呈现过载、碎片化、即时可得的特点。
<正>当代中国青年的结构性遭际——不利的代际财务地位、更为漫长的从教育空间向职业空间过渡的转型周期、单一社会成功标准的挤压,以及在此挤压之下相当高比例的撤退行为(以“三抛青年”为例)——已经成为青年研究的核心关注焦点。与之相对应,对青年亚文化实践的关注也日益上升:研究者对此类亚文化实践的后效逐渐形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它们不但扮演着意在对冲结构性相对剥夺的“安全阀”效应的功能,也是彰显当代青年能动性的自我适应技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表现出相当强的“韧性”。
近年来,国家出台多项政策促进孤残儿童回归家庭,但政策效果并不理想,孤残儿童实际收养率仍然极低。文章基于理性选择理论视角,通过对B市儿童福利院的田野调查和14名收养关系人士及9名收养见证人士的半结构化访谈,系统分析了当前孤残儿童收养困境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困境主要源于三个方面理性选择的交织作用:家庭理性驱使收养人追求健康儿童以实现互惠最大化和压力最小化;官僚理性导致送养程序烦琐、部门推诿和工作边缘化;文化理性通过污名化与社会排斥强化了对孤残儿童的拒斥。三者共同构成孤残儿童难以回归家庭的结构性障碍。为此,应通过分级分流照护、优化收养程序、强化家庭支持、加强公众教育等综合措施,提升“有效收养率”,推动孤残儿童回归家庭政策的落实。
在乡村发展进程中,游戏既能丰富乡村儿童的生活体验,又能促进其全面发展。研究以游戏自由权和游戏社会权为基本向度,综合运用田野调查、步行访谈等多重研究方法,描绘了“苦中作乐”“忙里偷闲”“劳逸区隔”“传统式微”四个时期的乡村儿童游戏权的生动图景。乡村儿童游戏权的演变脉络揭示了其发展困境,即成人观念禁锢是首要难点,法律落地难题是重要堵点,经济结构制约是深层盲点。基于此,研究重构了形塑舆论场域、消除政策壁垒、破除经济桎梏等路径。
近年来兴起的“蹲族”,通常指受过良好高等教育、家境优渥,但在毕业后未能顺利融入劳动力市场,而是选择长期赋闲于家中或租住处,呈现主动退出社会竞争的消极抵抗姿态的青年群体。综合阈限性理论与文化资本理论构建“阈限性的再生产”分析框架,采用30名“蹲族”青年的深度访谈与网络民族志资料,从身份剥离、失序生活、经济困境、家庭张力、拒绝“坏工作”等方面剖析他们的日常实践与内在心态。研究发现,“蹲族”现象是一种被结构性因素反复再生产的长期阈限状态:高学历青年因结构性错配被困于“悬而未决”的过渡阶段,通过长期“蹲守”来对抗不理想的机会,以“不就业”的方式消极捍卫自身尊严和未来可能性,展现出一种具有能动性的消极抵抗,然而这种抵抗也难以撼动深层结构困境。这需要社会各界正视高学历青年结构性失业问题,在教育改革、就业支持和心理疏导等方面采取措施,引导这批“悬浮”青年更有意义地融入社会。
在中国影视产业的边缘地带,横漂青年的身体在权力机制与行业结构的影响下,不仅脱离了自身掌控,而且沦为背景化、工具化的存在。他们的主体性在身体被操控、被忽视、被剥削的身体政治中逐渐抽离,于社会与精神双重层面陷入了“无角色”的境地。然而,横漂青年并未完全受制于权力规训下的身体政治,而是在权力的缝隙间发展出一套充满能动性与灵活性的生存美学——通过自我关怀以确立主体地位,基于自我赋能以维持生活动力,并在自我反思中转变发展方向、发掘自我价值。横漂青年以能动实践回应身体规训,在身体异化中重塑主体意识,在不确定现实中展示抵抗智慧与审美创造。